教唆犯四案研讀

被告張男原為某家電公司負責人，該公司與某量販公司間有貨款糾紛。張男另案因偽造以量販公司採購經理鄭男名義出具的「承認凍結帳款、貨款約定書」並持以起訴，一審遭駁回而上訴。

為求勝訴，張男透過友人介紹認識張姓男子（下稱證人），該證人從未在張男公司任職，也從未看過該份約定書。張男先告知不知情的委任律師可傳喚該證人，再於 110 年 11 月底某日在速食店內對證人表示：如出庭作證且順利取回 300 餘萬元貨款，即給付新臺幣 3 萬元報酬，另會協助處理證人所涉毒品案件。張男並交付親手書寫與打字的問答稿共 2 份，指示證人開庭前背下。證人於 110 年 12 月 1 日在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庭準備程序，經告知得拒絕證言後仍具結，依稿為虛偽陳述。

• ① 教唆故意：判決認定張男「為求勝訴，而基於教唆偽證之犯意」，並以承諾報酬與代覓律師作為誘因，指向的不只是「讓他起意」，而是要證人完成整套虛偽陳述
• ② 教唆行為：對象特定（該名證人），犯罪特定（在特定民事案件準備程序中，就特定文書之簽立時地為虛偽證述），內容具體到逐題問答。法院用一個很好的反推：證人根本沒參與該民事訴訟，也不知敗訴理由與上訴理由，「竟得以無端至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庭作證證述該約定書為鄭○○何時、何地簽立、蓋印後交付等情節」，可見內容是被告灌輸的
• ③ 被教唆人原無犯意：判決明文「張姓證人原無偽證之犯意，係經由被告之唆使而誘發其偽證之犯意」
• ④ 正犯已著手且既遂：證人已具結並為虛偽陳述，該當刑法第 168 條。判決並引最高法院見解說明偽證罪為形式犯，虛偽陳述最後有沒有被法院採為裁判基礎，於偽證罪之成立不生影響

本案被告的核心抗辯是「整件作證事宜是證人主導，不是我主導」，也就是把自己講成被動配合的角色。法院沒有用抽象定義回答，而是用三個可查證的支點推翻：誰掌握資訊（證人不知訴訟脈絡，被告才知道）、誰製作了問答稿（被告於另案自承手寫資料是他寫的）、誰有訴訟利益（勝訴的是被告的公司）。

另有一個關鍵佐證：被告在另案偽造文書上訴狀中自書「被告並承認教唆偽證」「被告並將教唆張姓證人作偽證過程詳為交代」。

張○○犯教唆偽證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依本筆記體例遮蔽自然人姓名，原判決載被告全名

被告王男於服刑期間與同監受刑人李男結怨，111 年 10 月 31 日假釋出監後，因擔心自己犯案會遭撤銷假釋，遂指示邱男前往李男配偶熊女所經營的餐飲店砸店，藉此恫嚇李男。

邱男再指示施男（另案審結）於 111 年 11 月 24 日晚間搭乘不知情第三人駕駛的車輛前往，由邱男提供棒球棍並命施男下車砸毀店面玻璃門，玻璃碎片波及正在門旁與客人確認菜單的熊女，致其受有頸部擦傷、頭部外傷併擦傷、胸壁擦挫傷、左肩擦傷等傷害。邱男案發時未下車，在場監看，事後向王男回報砸店情形。王男另於監所會客時向他人稱「那個事情我有在弄了」「當天晚上處理好了」，成為認定其主使的補強證據。

• ① 教唆故意：王男因獄中糾紛心生不滿，明確以「恫嚇李男」為目的而指示砸店，判決認定其係「基於教唆毀損、恐嚇危害安全、傷害之犯意」
• ② 教唆行為：對象特定（邱男），目標特定（李男配偶經營的特定店址），行為特定（砸店）
• ③ 被教唆人原無犯意：判決在科刑理由明載「被告邱男與告訴人熊女、江女並無糾紛，僅因受被告王男指示即提供球棒並指示被告施男前往砸店」，也就是邱男自己與被害人無仇怨，犯意來源在王男
• ④ 正犯已著手且既遂：施男已持棒球棍砸毀玻璃門並致熊女受傷，毀損、恐嚇、傷害三項均已實現

這是本案最值得帶走的部分。同一條指令鏈上三個人，法院給了三種不同的評價。

共同正犯的傳統公式（判決引最高法院 28 年台上字第 3110 號、34 年台上字第 682 號判決意旨）：「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

拆解出來的界線是：「不動手」不等於「只是教唆」。邱男同樣沒有揮棒，但他提供工具、下達執行指令、到場監看，就跨過了「行為分擔」的門檻而成為共同正犯；王男只有第一段的指令，沒有任何實行面的分擔，才停在教唆。另外，邱男辯稱「只想砸店，沒有要傷害人」，法院以案發時正值用餐時間、被害人就在門旁、客人在店內，認其「當可預見」玻璃碎片會噴散致人受傷，仍提供球棒並指示下車，因而傷害部分也有犯意聯絡。

王男以一行為觸犯教唆傷害（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教唆恐嚇危害安全（第 305 條）、教唆毀損（第 354 條）三罪名，依刑法第 55 條從一重之教唆傷害罪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 55 條：「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

王○○犯教唆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邱○○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依本筆記體例遮蔽自然人姓名，原判決載被告全名

本件經檢察官上訴，臺灣高等法院 112 年度上訴字第 5346 號刑事判決於民國 113.2.29 以「上訴駁回」維持無罪。判決資料庫查無本案第三審裁判紀錄。

劉女向周男購買翡翠原石一塊，事後為了切片後的成品歸屬起糾紛，雙方互告，由臺北地檢署偵辦（下稱前案）。檢方認為，周男從未在民國 107 年 4 月 26 日於臺中某玉石加工廠向劉女表示這塊原石切片後可以取手鐲、也可以帶去大陸地區、隨便賣掉一片就不虧錢，而當天與劉女同行的友人杜男更不可能聽到這些話。

檢方指劉女基於教唆偽證的犯意，在 109 年 6 月 18 日 10 時 25 分前的某時、地點不詳，教唆杜男於同日 11 時 7 分檢察官偵訊時具結後，就與案情有重要關係的事項為虛偽證述，足以影響國家司法權的正確行使。因此認劉女犯刑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68 條之教唆偽證罪，杜男犯刑法第 168 條之偽證罪。

既然客觀上周男確實說過要帶去大陸試鐲位這件事，就不能排除杜男是偶然、片段聽到後，依自己的記憶與理解作證。至於杜男的證詞不精確，可能是誤會、記憶不清，或摻雜個人意見判斷，或受限於表達能力而語意模糊，都不等於「明知反於所見所聞而故意為不實陳述」。

法院並提出一個反向推理：如果杜男真的事先受劉女教唆、本於偽證犯意作證，怎麼會一再表示記憶不清、要檢察官不斷追問才說出檢方指控的那幾句話。

• ④ 正犯已著手且具構成要件該當性（限制從屬）：主要死因。卡在正犯（被教唆人）的犯罪不成立，教唆犯因此失所附麗
• 二審追加的更前端理由：杜男所證的那幾句話，並不是前案（詐欺取財、侵占）的核心爭點，「顯非『對於他人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本來就不該當偽證罪的構成要件
• ② 教唆行為（備位理由）：就算不談從屬性，杜男自己證稱劉女請他去作證時說的是「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也就是實話實說，檢方並無任何確實證據證明劉女有教唆行為。至於檢方主張兩人有司機與雇主的監督關係，法院認為無論是否屬實都不能作為不利認定

被告杜〔男〕於前案偵查中既無偽證行為，基於教唆犯之從屬性原則，即難認被告劉〔女〕有何教唆偽證之犯行。

原文載當事人全名，此處依本筆記體例改寫

這是「教唆犯從屬性」的問題，不是教唆故意或教唆行為的問題。

刑法第 29 條現行條文只有兩項，條文中並無「被教唆人未著手實行時仍處罰教唆犯」之規定。依同法沿革原文，第 28 條至第 31 條係於民國 94 年 2 月 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14901 號令修正公布，「並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判決所稱的「教唆犯之從屬性原則」即為此次修正後的解釋結果。

對照條文：刑法第 28 條「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第 30 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判決引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4895 號判決意旨：「偽證罪必須行為人以明知不實之事項，故為虛偽之陳述，始為相當……如行為人就其聽聞而為證述，或因誤會或記憶不清而有所錯誤，因欠缺犯罪故意，均與故為虛偽陳述之犯罪構成要件有間。」另引最高法院 69 年台上字第 1506 號判決先例：「所謂偽證，不包括證人根據自己之意見所作之判斷在內。」以及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3315 號判決關於「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的定義。

劉女、杜男均無罪。
第二審主文：上訴駁回。

當事人姓名依本筆記體例改以姓氏表示

本件經檢察官上訴第三審，最高法院 114 年度台上字第 3203 號刑事判決於民國 114.10.9 以「上訴駁回」終結，無罪確定。本案歷經三次二審：更一審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70 號判決於民國 112.1.31 亦判無罪，但經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1583 號判決於民國 113.8.28 撤銷發回，再由更二審重為無罪判決並確定。

民國 97 年間，廖女、陳女、葉女等十餘名女子受人蛇集團委託，到香港帶大陸地區孩童非法前往美國，藉此取得美金 1,000 元至 1,500 元、免費機票及住宿等報酬，俗稱擔任「交通媽咪」。

該集團於 98 年間遭警方查獲後，檢方認為集團成員商議由林男教導涉案的交通媽咪們如何應訊，而林男與鄧男宿怨甚深，明知鄧男並未委託這些人擔任交通媽咪，竟基於教唆偽證的犯意，自 98 年 3 月間起，在桃園機場伯朗咖啡店、臺北某咖啡店及桃園地檢署附近等處，教唆她們謊稱是與鄧男接洽而擔任交通媽咪、由鄧男安排免費機票及住宿，致這些人在前案偵審中具結為不實證述，使鄧男遭起訴。

追加起訴部分則指林男另基於教唆誣告的犯意，邀約陳女到臺北市寧波西街某律師事務所，把事先備好的刑事告訴狀交給她過目，並提出鄧男承認詐騙的自白書取信於她，陳女因而按捺手印，林男並收取撰狀費 5,000 元後遞狀。檢方認林男涉犯刑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68 條之教唆偽證罪，及第 29 條第 1 項、第 169 條第 1 項之教唆誣告罪。

被告曾於 97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6 日帶同兩名「頂位者」向警方自首，又於 98 年 8 月 3 日化名「UNCLE」向刑事警察局檢舉該人蛇集團，警方據此情資於 98 年 8 月 6 日緝獲該集團，有檢舉筆錄、警員證述及刑事警察局 108 年 9 月 6 日刑際字第 1080085314 號函可證。法院因此認為，被告若真要教唆這些人作偽證，沒有道理只指證鄧男一人而把整個集團的成員放著不管；而且警方既已掌握集團成員，也不可能被誤導。反過來說，這些因被告檢舉而被判刑的共犯，才有挾怨報復的動機。

還有一層：葉女等 10 人正是因為「受被告教唆而虛偽指證」這個理由才獲檢察官緩起訴處分，其中多人另因前案擔任交通媽咪的犯行受緩刑宣告，法院認其等「非無為此損人利己之虛偽陳述，以求取有利判決或處分結果之動機」。法院並指出被告與葉女、陳姓、李姓、紀姓等多名證人此前素不相識，「其能否唆使與其無信賴關係之證人偽證，並非無疑」。

同時卡在兩個地方，而兩者都不同於第一件。

• ③ 被教唆人因此產生犯意：犯意引起的因果關係斷裂。判決認定廖女、陳女具結指證鄧男「不能完全排除係出於自己決意、徐男唆使，而非受被告教唆之可能性」；對葉女等 10 人則認「不能完全排除實係被告以外、與交通媽咪較具信任關係之人蛇集團成員教唆」。也就是說，偽證的結果確實發生了，但引起犯意的人未必是被告
• 共犯與被教唆人的指證欠缺補強：這些指證人本身涉嫌與被告共犯教唆偽證，其陳述對被告而言屬共犯之自白，依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 項須有補強證據；而檢方拿不出自白以外的客觀證據，能拿出的入出境紀錄、時序、字條內容反而全部指向不利檢方的方向
• ④ 正犯已著手：偽證的結果確實存在，本件的死因不在這一端

判決理由第二段原文：「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第 156 條第 2 項、第 301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舉證責任分配，判決引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及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6 條：「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罪疑唯輕，判決引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4986 號判決意旨。

最高法院 114 年度台上字第 3203 號駁回檢察官上訴時的結論原文：「本件依檢察官所舉證不利被告之證據，依卷內現存證據綜合判斷，尚未達到使法院確信已超越合理懷疑足以認定被告有罪之心證門檻。從而，被告被訴教唆偽證罪及教唆誣告罪嫌自均屬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所為論斷，經核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原判決撤銷。
林男無罪。
第三審主文：上訴駁回。

當事人姓名依本筆記體例改以姓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