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犯四案研讀

教唆偽證所教唆之罪為刑法第 168 條偽證罪（法定刑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在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各款之列，本可上訴第三審，本件二審判決正本末尾也確實記載得於收受送達後 20 日內提起上訴；檢察官提起第三審上訴後，經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3194 號刑事判決（113.8.21）以「上訴駁回」終結，全案確定。

范男為執業律師。黃女經羅男（綽號「小胖」）介紹，充當「假買車真貸款」詐貸案的購車人頭，事後收下羅男給的紅包 6 萬元。黃女因詐欺案被查獲，於民國 107 年 3 月 10 日警詢後半段已據實供出車子是「小胖」去辦的、自己只出證件並收了紅包。

同年檢察官偵辦該案期間，羅男支付律師酬金，介紹范男擔任黃女的辯護人。107 年 5 月 28 日，范男在其位於臺北市南京東路的事務所內對黃女說：紅包我幫你講好，就是保養費；故事要順；到你這邊斷掉就好。次日黃女受檢察官傳喚到庭，轉以證人身分具結後，就有無購車真意、有無收受紅包等事項為虛偽陳述。同年 7 月 29 日黃女主動向警方供出經過並提出錄音檔案，自首偽證。

• ① 教唆故意：范男明知黃女無購車真意、也明知黃女警詢後半段已經改口說實話（法院直接引他自己在錄音裡講的「主要就是從那個你開始變講實話那邊開始啦，你有講到紅包啦，紅包我幫你講好，就是保養費」），仍要她翻回去。范男另辯稱黃女當時是以被告身分受傳喚，他無法預見檢察官會當庭轉換為證人訊問；法院引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834 號判決意旨，指出檢察官為釐清其他同案涉嫌人犯行而改命被告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是法律明文規定、也是社會大眾熟知的偵查常識，范男身為執業律師不能諉為不知，而且他自己說過「盡量不要扯太多人進來啦，到你這邊斷掉就好」，可見已預見身分會轉換
• ② 教唆行為的具體性：不是抽象暗示，而是替黃女擬好應訊台詞，把「紅包」改稱購車贈送免費保養的折讓費，並有 107 年 5 月 28 日談話錄音檔案及檢察官勘驗筆錄可核對
• ③ 被教唆人原無犯意：黃女在 107 年 3 月 10 日警詢後期已據實陳述，並說明先前隱瞞是因為怕「小胖」知道她的住處與工作；法院因此認定她「至少在當日製作警詢筆錄後期已無偽證犯意」，是范男的話使她就重要關係事項「萌生偽證犯意」
• ④ 正犯已著手實行：黃女於 107 年 5 月 29 日具結後為虛偽證述，其所犯詐欺、偽證案件經第一審以 112 年度金簡字第 3 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罪刑

本判決未就教唆犯與共同正犯、幫助犯的分界另作論述，論罪部分僅記「核被告范男所為，係犯刑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68 條之教唆偽證罪」。

判決真正著力的分界，是辯護權行使的界限：范男主張所為屬辯護權行使的正當範圍，法院從錄音內容「你們兩個都是被告」「他們超貸，其實超貸就是詐欺啦，因為你有收 3 萬塊，他認為你就是幫助犯」「到你這邊斷掉就好」等語，認定他知道黃女的說詞會牽動包含羅男在內的其他共犯，其目的在幫羅男脫罪，並非合法辯護。

原判決關於范男部分撤銷。范男教唆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伍月。緩刑參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

本件二審判決正本末尾載明「不得上訴。」教唆傷害所教唆之罪為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傷害罪，依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第 2 款，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本件第一審為有罪判決，不發生同項但書（第一審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經第二審撤銷改判有罪者得上訴）的例外問題。司法院裁判書系統該案歷審清單亦僅列至本件第二審判決，未見第三審裁判。

顧女與同公司同事黃女因工作生嫌隙。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之前某次聚餐，顧女對同席的王男抱怨，並要求他去「修理」黃女。

「○○你去修理她」「不管啦○○，我就是很不爽怎樣怎樣，直接去修理她」
（判決原文為王男名字，此處遮去）

另一同席的曾男也聽到她說要打黃女。王男隔日打電話向曾男說「我覺得如果去打她，要求有點太過」，其後又與顧女通電話確認，顧女仍說「不然你再去嚇嚇她」。105 年 4 月 22 日晚間 7 時 5 分許，王男夥同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修」的成年男子，前往臺北市黃女上班處等她下班並將她攔下，王男質問「你底下的會員對你不滿，你做事要公平」，由「阿修」出手掌摑，黃女因而受有臉部鈍傷，王男另恫稱「要找人到你家，找你泡茶」。顧女偵審中辯稱只是氣話。

• ① 教唆故意：這是本件唯一的實質爭點。顧女辯稱只是訴苦、講氣話，不適當的言語表示並非真意，而且王男當時表示不需如此、她也同意了。法院用三件事推翻：一是要求並非一次，而是在席間多次且具體地要她去教訓、修理、毆打特定的人；二是王男隔日還特地打電話向曾男確認「要求有點太過」，若真只是氣話，沒有確認的必要；三是王男事後再向顧女確認時，顧女仍氣憤地說「不然你再去嚇嚇她」。三者合起來，法院認定顧女表現於外的言行「絕非僅是氣話」
• ② 教唆行為的具體性：指名了對象、指明了行為（修理、打、嚇），不是泛泛牢騷。法院並補上一層情境判斷：王男與黃女並不熟識，之所以專程去攔人，目的就是替顧女出氣
• ③ 被教唆人原無犯意：判決明文記載，顧女聚餐當日表現於外的言行依一般經驗法則，「已足使原無犯意之王○○興起前往教訓告訴人黃女之犯意」（原文載被教唆人全名，此處遮去）
• ④ 正犯已著手實行：王男夥同「阿修」到場攔阻、恫嚇，「阿修」掌摑致黃女臉部鈍傷，全程經監視器攝錄並由第一審勘驗，另有醫院診斷證明書。值得注意的是，正犯王男自己是以「傷害之間接故意」（可預見同行者可能失控出手而不違背本意）與「阿修」成立共同正犯，實際動手的人是「阿修」

本判決最好用的地方，是同一名被告在同一份判決裡同時出現兩種身分。犯罪事實一（與曾男共用 LINE 帳號發訊息恐嚇另一名同事）因顧女與曾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論以刑法第 28 條的共同正犯；犯罪事實二則因顧女自己未到場、未分擔任何實行行為，只以言語使原無犯意的王男起意，論以教唆犯。

判決另處理了教唆範圍的問題：王男與「阿修」實際做出的傷害與恐嚇，「顯未逸脫被告教唆教訓、修理、毆打告訴人黃女之主觀犯意範疇」，因此顧女要對正犯的全部行為負教唆之責。至於一個教唆行為導致正犯觸犯數罪（傷害與恐嚇），法院引最高法院 32 年上字第 111 號、28 年非字第 6 號判例，認基於一個意思發動的教唆行為縱觸犯數罪名，成立教唆的想像競合，依刑法第 55 條從一重的教唆傷害罪處斷。

第二審主文：上訴駁回。

第一審主文（經第二審維持）：顧女共同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貳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教唆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玖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這是一件非常上訴案件，由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對已確定的原判決提起，最高法院審理後不發回、直接自為判決，撤銷原確定判決並改判被告無罪。原確定判決為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11 年度簡字第 523 號刑事簡易判決（111.7.29），該判決認被告犯教唆頂替罪，判處有期徒刑三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並已確定。

確定狀態零疑問，有三個層次的理由。第一，非常上訴的審判機關就是最高法院本身，本判決即終審裁判，其上再無審級。第二，非常上訴是對「已經確定」的判決所設的特別救濟程序（刑事訴訟法第 441 條），發動前提就是原判決確定，最高法院依同法第 447 條第 1 項第 1 款但書自為判決後，該無罪判決取代原確定判決的效力，不生再上訴的問題。第三，本判決係依循徵詢程序統一法律見解後作成（詳後述），並非個案孤例。所以本件不需要，也不存在「查有無第三審」這個問題。

被告周男於民國 111 年 3 月 12 日晚間 6 時 8 分許，駕駛車牌號碼 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行經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與南門路口時，與一名周姓被害人所騎乘的腳踏車發生碰撞，該被害人因而受傷（該過失傷害部分未經告訴）。

嗣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頭城分駐所警員到場處理，被告因另案遭通緝，為免遭警方查獲，遂基於意圖使犯人隱避而教唆頂替之犯意，通知友人張男到場，教唆原無犯意的張男向警員佯稱係張男駕駛該車肇事，並由張男接受酒精檢測後在警方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上簽名，藉此頂替以隱蔽被告自己所犯的過失傷害犯行。張男所涉頂替罪部分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偽造文書部分則為不起訴處分。檢察官就被告部分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原審法院認被告係犯刑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64 條第 2 項、第 1 項之教唆犯頂替罪，判處如前所述之刑。

最高法院的理由分兩層，兩層都指向同一個結論。

第一層是自己庇護的延伸與期待可能性。犯人自行藏匿、隱避，本來就不該當第 164 條第 1 項的構成要件，也不可能對自己構成同條第 2 項的頂替。既然如此，判決認為犯人教唆他人藏匿、隱避或頂替自己，「俱屬自己庇護之延伸，故於犯人而言，使犯人不為藏匿、隱避或頂替之教唆，顯無期待可能性」。白話說，法律不能期待一個犯人乖乖待在原地等被抓，逃避追訴是人性使然，他自己躲不罰，那麼他找人幫忙躲，本質上仍是同一件事的延長，法律同樣無從苛責。

第二層是不法內涵的舉重明輕。判決指出，犯人自行或與他人共同藏匿、隱避自己，屬於藏匿、隱避行為的正犯行為；犯人教唆他人藏匿、隱避或頂替自己，則是參與他人藏匿、隱避行為的共犯行為。

正犯行為侵害法益的不法內涵較共犯行為的不法內涵高，則高不法內涵之正犯行為既不處罰，舉重以明輕，參與他人藏匿、隱避或頂替之共犯行為，自亦無處罰之理。從而犯人教唆他人頂替自己，當然亦在不罰之列。

這一層是純粹的體系解釋：重的那個都不罰了，輕的那個沒有道理反而要罰。

非常上訴理由另循另一條路徑達到相同結論，主張依刑法第 29 條第 2 項「教唆犯之處罰，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的反面解釋，該罪對教唆者自己既不處罰，教唆者當然亦在不罰之列（引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625 號刑事判決意旨）。最高法院採納結論，但在理由構成上是自己重寫的上開兩層。

因此原確定判決論處被告教唆頂替罪刑，屬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案件既已確定且該違誤不利於被告，而此項違誤不影響事實之確定，最高法院乃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 條第 1 項第 1 款但書、第 301 條第 1 項，撤銷原判決並自為無罪之判決。

關鍵在它是走完徵詢程序才作成的。

背景是這樣。最高法院 24 年上字第 4974 號判決先例本來已經把答案寫得很清楚：「犯人自行隱避，在刑法上既非處罰行為，則教唆他人頂替自己以便隱避，當然亦在不罰之列。」但這則先例因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依 108 年 7 月 4 日修正施行的法院組織法第 57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自 108 年 7 月 4 日起停止適用。先例一停，這個法律問題在最高法院內部就失去統一見解，實際上先前裁判有採否定說（不罰）者，也有維持第二審肯定說（成罪）者，形成判決見解的積極歧異。原確定判決會判有罪，正是踩在這個空窗上。

徵詢程序是什麼，可以這樣理解。依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2，最高法院各庭審理案件時，若評議後認為自己要採的法律見解與先前裁判歧異，原則上要把案子提交大法庭統一見解；但在提交之前，必須先發「徵詢書」問過其他各庭的意見，受徵詢庭應於三十日內回復。條文接著規定，只有在「經任一受徵詢庭主張維持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時」，才需要提案給大法庭。反面來說，如果所有受徵詢庭都同意新見解，就沒有歧異可統一，該庭可以直接依此見解裁判。

本案就是後者。承審的刑事第一庭評議後擬採否定說，於 113 年 1 月 16 日以 112 年度台非徵字第 12 號向最高法院其他刑事庭提出徵詢，徵詢程序完成後，判決明載：

徵詢庭與受徵詢庭均採上開否定說之見解，已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無須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裁判，即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

這句話的實務份量是：本判決所採的見解，已經取得最高法院全體刑事庭的一致同意，效力等同大法庭統一見解，只是省去了提案的形式。引用這個見解時，不是在引一個庭的個案看法，而是在引最高法院刑事庭的全體共識。

• ① 教唆故意：本案被告的教唆故意是明確的，判決認定他「基於意圖使犯人隱避而教唆頂替之犯意」
• ② 教唆行為：他確實通知友人到場並教唆其向警方謊報
• ③ 被教唆人原無犯意：原確定判決認定係教唆原無犯意的張男向警員佯稱係張男駕駛該車肇事
• ④ 正犯已著手且完成（從屬性滿足）：被教唆的張男實際著手實行並完成了頂替，張男自己就是頂替罪的正犯（其頂替罪部分經緩起訴處分），正犯行為完整存在，從屬性的要求是滿足的
• 教唆者自身的行為不罰：卡的位置在這裡。這是一個純粹屬於教唆者本人的個人排除事由：因為被隱避的犯人就是教唆者自己，這個教唆才落入自我庇護的延伸，才有期待可能性的欠缺，也才有「正犯不罰故共犯亦不罰」的舉重明輕。換言之，同一個教唆行為，換一個人做就可能成罪，只有由「被頂替的那個犯人自己」做，才不罰

這與另一件無罪判決卡在共犯與正犯的連動關係，位置完全不同。

原判決撤銷。
周○○無罪。

本件經檢察官上訴第三審，最高法院 114 年度台上字第 3203 號刑事判決於民國 114.10.9 以「上訴駁回」終結，無罪確定。本案歷經三次二審：更一審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70 號判決於民國 112.1.31 亦判無罪，但經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1583 號判決於民國 113.8.28 撤銷發回，再由更二審重為無罪判決並確定。

民國 97 年間，廖女、陳女、葉女等十餘名女子受人蛇集團委託，到香港帶大陸地區孩童非法前往美國，藉此取得美金 1,000 元至 1,500 元、免費機票及住宿等報酬，俗稱擔任「交通媽咪」。

該集團於 98 年間遭警方查獲後，檢方認為集團成員商議由林男教導涉案的交通媽咪們如何應訊，而林男與鄧男宿怨甚深，明知鄧男並未委託這些人擔任交通媽咪，竟基於教唆偽證的犯意，自 98 年 3 月間起，在桃園機場伯朗咖啡店、臺北某咖啡店及桃園地檢署附近等處，教唆她們謊稱是與鄧男接洽而擔任交通媽咪、由鄧男安排免費機票及住宿，致這些人在前案偵審中具結為不實證述，使鄧男遭起訴。

追加起訴部分則指林男另基於教唆誣告的犯意，邀約陳女到臺北市寧波西街某律師事務所，把事先備好的刑事告訴狀交給她過目，並提出鄧男承認詐騙的自白書取信於她，陳女因而按捺手印，林男並收取撰狀費 5,000 元後遞狀。檢方認林男涉犯刑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68 條之教唆偽證罪，及第 29 條第 1 項、第 169 條第 1 項之教唆誣告罪。

被告曾於 97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6 日帶同兩名「頂位者」向警方自首，又於 98 年 8 月 3 日化名「UNCLE」向刑事警察局檢舉該人蛇集團，警方據此情資於 98 年 8 月 6 日緝獲該集團，有檢舉筆錄、警員證述及刑事警察局 108 年 9 月 6 日刑際字第 1080085314 號函可證。法院因此認為，被告若真要教唆這些人作偽證，沒有道理只指證鄧男一人而把整個集團的成員放著不管；而且警方既已掌握集團成員，也不可能被誤導。反過來說，這些因被告檢舉而被判刑的共犯，才有挾怨報復的動機。

還有一層：葉女等 10 人正是因為「受被告教唆而虛偽指證」這個理由才獲檢察官緩起訴處分，其中多人另因前案擔任交通媽咪的犯行受緩刑宣告，法院認其等「非無為此損人利己之虛偽陳述，以求取有利判決或處分結果之動機」。法院並指出被告與葉女、陳姓、李姓、紀姓等多名證人此前素不相識，「其能否唆使與其無信賴關係之證人偽證，並非無疑」。

同時卡在兩個地方，而兩者都不同於第一件。

• ③ 被教唆人因此產生犯意：犯意引起的因果關係斷裂。判決認定廖女、陳女具結指證鄧男「不能完全排除係出於自己決意、徐男唆使，而非受被告教唆之可能性」；對葉女等 10 人則認「不能完全排除實係被告以外、與交通媽咪較具信任關係之人蛇集團成員教唆」。也就是說，偽證的結果確實發生了，但引起犯意的人未必是被告
• 共犯與被教唆人的指證欠缺補強：這些指證人本身涉嫌與被告共犯教唆偽證，其陳述對被告而言屬共犯之自白，依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 項須有補強證據；而檢方拿不出自白以外的客觀證據，能拿出的入出境紀錄、時序、字條內容反而全部指向不利檢方的方向
• ④ 正犯已著手：偽證的結果確實存在，本件的死因不在這一端

判決理由第二段原文：「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第 156 條第 2 項、第 301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舉證責任分配，判決引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及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6 條：「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罪疑唯輕，判決引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4986 號判決意旨。

最高法院 114 年度台上字第 3203 號駁回檢察官上訴時的結論原文：「本件依檢察官所舉證不利被告之證據，依卷內現存證據綜合判斷，尚未達到使法院確信已超越合理懷疑足以認定被告有罪之心證門檻。從而，被告被訴教唆偽證罪及教唆誣告罪嫌自均屬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所為論斷，經核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原判決撤銷。
林男無罪。
第三審主文：上訴駁回。

當事人姓名依本筆記體例改以姓氏表示